西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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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：罗隐

家国兴亡自有时，吴人何苦怨西施。
西施若解倾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。

类型：

咏史咏史怀古哲理怀古

诗词引用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国家兴亡衰败自有其时运，吴人又何苦埋怨是西施使他们国家灭亡的呢？
如果西施知道怎样颠覆吴国，那么后来让越国灭亡的又是谁呢？

注释
家国：家与国。亦指国家。
何苦：用反问语气表示不值得（可用否定式）。
解：懂，明白，理解。
亡：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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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

　　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，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。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，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，破除了“女人是祸水”的论调，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。

　　“家国兴亡自有时，吴人何苦怨西施。”一上来，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，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。这里的“时”，即时会，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。“自有时”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，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，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。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，其实是出于误解。“何苦”，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：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，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，真是何必呢！当然，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，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。

　　“西施若解倾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？”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：如果说，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，那么，越王并不宠幸女色，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？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，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，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，读来仍觉锋芒逼人。

　　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。僖宗广明年间（880—881），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，皇帝仓皇出逃四川，至光启元年（885）才返回京城。诗人有《帝幸蜀》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：“马嵬山色翠依依，又见銮舆幸蜀归。泉下阿蛮应有语，这回休更怨杨妃。”“阿蛮”即“阿瞒”的通假，是唐玄宗的小名。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，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。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，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。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，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，讽刺是够辛辣的。联系《西施》作比照，一咏史，一感时，题材不同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。这样看来，《西施》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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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析

西施是春秋时代的越国人，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苧罗山。苧罗山下临浣江，江中有浣纱石，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。后来，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，困于会稽，派大夫文种，将宝器、美女(西施便是这批美女中的一位)贿通吴太宰伯嚭，准许越国求和。从此，越王勾践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，最终灭掉了吴国。罗隐这首讽刺诗，以被人传颂的曾使吴国遭受灭亡的美女西施为题，从另一角度抒发议论，指出国家灭亡的原因，不能全部归罪于女人是“祸水”。并公开反对“女人祸水”这一观点，为西施翻案。 “家国兴亡自有时，吴人何苦怨西施。”诗一开头，就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已的观点，为西施鸣不平。反对将吴国灭亡的责任，强加在一个弱女子西施身上。这里的“自有时”三字，用得十分精当，它指的是促成国家兴亡、战败的各种复杂的因素。而“自有时”，表明了吴国的灭亡，自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原因（如统治阶级的腐败、内讧等），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。这就有力地推翻了“女人祸水”论，把颠倒了的史实，再颠倒过来。佛家认为：任何人与事物，都有“生、成、住、坏、灭”的时限和过程。“自有时”三字，实在值得深思。“何苦”一语，在劝解的口吻中，又含有嘲讽的意味：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，却想要归罪于一个弱女子，这又是何苦呢!这里，诗人挖苦讽刺的对象，并非是一般的“吴人”，而是吴国的统治阶层。以议论入诗，一般容易流于枯涩。而这首诗，却把议论和抒情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诗人在为西施辩诬之后，很自然地将笔锋转到推理上来：“西施若解倾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”?前句继续为西施辩解，后句又以“越国亡来”作为论据，进而提出问题，表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理：如果说，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，那么，越王并不宠幸女色，后来越国的灭亡，又能怪谁呢?这里尖锐的批驳，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，表达出来，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，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，读来仍觉锋芒逼人。晚唐诗人崔道融，也写过类似的诗：“宰嚭亡吴国，西施陷恶名。浣纱春水急，似有不平声。”比较起来，上述两首诗的立意相似，而又各具特色。罗隐这首诗，议论充分，能联系时运，来分析国家的兴亡，比崔道融的诗，似觉深入一层。而崔道融的诗，所发议论，不仅诉诸理智，而且诉诸感情，将理智和感情、议论和描写，自然地揉合在一起，这较之罗隐的诗，又有高出一筹的地方。因此，这两首吟西施的诗作，都不失为上乘之作。故笔者将它们放在一起，并而述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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